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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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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 [北京] [北京] 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消费时间: 202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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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经过: 数据来源:酒托114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见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共产党与正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

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

(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

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为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

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

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

(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

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总共才40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地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

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大纪元配图)
(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

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

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AB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

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

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中共邪教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大纪元配图)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邓小平讲:“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

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使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谓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火线入党,为教牺牲(大纪元配图)
(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

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

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它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

建政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党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钱”看。

19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曰“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节,现今“笑贫不笑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

(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

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

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

(一)邪教国教化




(大纪元配图)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

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核),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

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异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

(二)社会控制极端化

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五十五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




(大纪元配图)
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

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

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它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

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它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结,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甚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体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大纪元配图)
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八九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见中共党章第一章第六条)

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它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家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

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AB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信息来源酒托114]
相关证据: 酒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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